1、关于友情
严重的友情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严重的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一切的真伪。
如果，我们长期所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论，我们将如何面对?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也有拼死不愿崩坍的，当周围的一切高度都被海水卷走后，它们还以孤峭的残柱挺立在汪洋之间，成为墨尔本海岸的一大景观。这些残柱宛若悲剧英雄的形态，旅游者们称它们为“十二门徒”，远远看去确实很像，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实在让人感动。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再冲走一个。在它们近旁，已有很多逐一被冲走的先例。我看着这些残柱，心想人世间最具有造型意义的友情佳话，会不会也只是一种苍茫大海间临时的孤傲?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机遇，因此完全无法验证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坚实。不知道它有岩脉连着地壳，还是仅仅泥垒沙积?有时也想，既然没有海浪，那么不坚实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险，何苦对它过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这种宽容，因为这块自己多年选择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不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警惕了。友情的话题虽然处处可以听到，但它的实质性含义却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相识的人们聚会，最轻松的说法是“叙叙友情”，其实到时候谁也不会真的叙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忆一下过去，胡聊一些家常罢了，友情如此艰深，哪能随便叙得了的?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随口谈起，也会把善良人吓一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柔石：“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这位柔石，是一位不怕死的人，他对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并无惊疑，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这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卖友情比牺牲生命更不可想象。我想，只要他们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类的基本原则，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可进入“君子”的范畴。倒过来，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桩，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为了某个目的而不得不糟践朋友，我真为他们可惜，因为他们不知道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们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远难于修复了。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为此，我在前两年读到一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论述时眼睛一亮，他论及中国现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说再过多少年，这位政治家至今无法被人们原谅的严重错误也许会被历史学家们原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原谅他的，可能只有一点：作为男人，他对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这位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没有想过，再惊人的功业也不足以成为当众背弃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这位老友实在不堪到了非被背弃不可的地步。他伟大到已经不在乎友情，但显而易见，他错了。
他身边，一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政治家却受到人们更多的怀念，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政治家有时比较把友情当一回事。怀念他的人并不认识他，但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卖友举动，如果留下了文字记录，也会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愤怒，更不要说当代人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记得八九年前我写过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态和心态特征，一时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外地读者来信，说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人对友情的奇怪态度。其中有一位说，据他观察，上海人是最喜欢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讲友情的一群;还有一位读者说，上海人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义，因此没有真正的朋友。对这些读者来信我没有理会，因为我的朋友虽然各地都有，但较多的还是上海人，我一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体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发生的事件，是很难说得清又很不愿意说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没有对此事发表片言只语的声辩，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上海人某一阶层的群体心理素质产生了另一种评价。
所不同的只是，我突然理解了许多在友情问题上欲哭无泪的诉苦者，而在以前，我总是劝他们别误会，别过激，别把人心看得那么坏。
“您简直无法相信，当我专程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追查谣言的根源，结果是，全部谣言出自每星期与我见面吃饭的三个朋友!”
我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另一位诉说者又来了：“他到处说，长期以来，他每星期要与我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次只是为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谓历史问题……”
我又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又有一位在说：“他被撤职后，景况凄凉，我出于朋友之谊，用自己的钱，还掉了他在单位的欠款，当时他几次要向我下跪，都被我拉住。才几天，知道是他在伤害我，我几乎不信……”
我还是凄然一笑，深深点头。
“我最不理解的不是那些诬陷我的人，而是我遭诬陷后那些老朋友们的态度，他们明知全是诬陷，只要出来说一句话，对我是巨大的帮助，对他们又毫无损害，但一连好几个月，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当事情过去之后，他们又都冒出来了，对吗?”我问。
“正是，冒出得既及时又整齐。”他说。
我只能又一次，凄然一笑，轻轻点头。……
有一批优秀的律师是我这方面的老师。他们经常向我讲述手上正在承办的各种案子，这些案子，在法律上都能明白裁决，但在友情上留下的谜团却显得越来越怪异，连这些智慧的律师也只能徒叹奈何。
律师们告诉我，很多被告和原告都是朋友，而且一度还称得上是生死莫逆、荣辱与共的朋友，当原告不得不要对老友起诉的时候，图的往往不是法律上的输赢而是友情上的是非，但友情上的是非怎能靠法庭来裁决?
律师们还告诉我，也有一些原告，在法律上是胜者，在友情上却是豺狼。例如已有不止一位原告利用友情，先在几位合作的朋友间骗得单独的名义，然后再利用法律，置合作者于非法地位。
律师们说，这些案子使我们痛苦，因为法律常常无法保护君子而惩罚小人，尤其在君子重情而轻法、小人玩情而懂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我们律师也是人，常常在官司过后，成了我们的失败了的对手的朋友。
律师们的这些话，我有能力感应，这都应感谢几年前的那次友情事件。现在回想，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仍然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地朋友来朋友去，人生中会加添着多少虚假和脆弱。经过几度洗刷，我结实了。
乍一看，我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友情的阴暗面，其实并不。我曾在阴暗面中困惑过，痛苦过，但后来终于明白，友情的来去是一个探测仪，告知你与原先进入的那个层面的真实关系。如果在一个领域，一群朋友突然没有理由地冷眼相对，栽赃构陷，那就意味着你可以离开了。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临时给你的笑脸只是索取巴探询，等探询明白，彼此无法调和，你的存在只能给这个村寨带来不安宁，而你住在这个村寨中也非常不安全，那就应该上路。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黄昏的牛粪火中，繁星在天，眼前隐约有一条出山的路。不必告别，不要留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快步离开要紧。
2、仁者乐山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巴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沈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纔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纔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质量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埃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质量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对象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3、墓地荒芜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他是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兴趣所在，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我一听正中下怀。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拥塞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却地处边角。忽然想起，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
如果没有墓园里的这些长眠者，荒凉、寂寞的将是外面的世界。
其实，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坐、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即便默默无语，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
黑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它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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